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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世啊？”
这是郭沫若阵营中的一位作家在鲁迅去世后发出的感慨。
五四运动犹如一阵猛烈的雷霆，将新鲜的空气吹进了中国的文坛，打破了陈旧文学传统的围墙。但在这片新文化的沃土中，即使是站在同一战线的文学巨擘们，也难免因“眼下之气”而发生争执和冲突。
展开剩余87%与普通百姓的肢体冲突不同，文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文字来进行“笔锋相交”，以此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和较量。
在那个充满革命精神、革命风云不断的时代，文章作为文化的精髓，也在经历着同样的革命和自我革命。文人的争论，往往是用笔当刀，既攻击对方也反思自己。在剖析中国现状时，往往容易把矛头指向对方的个人性格和行为，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
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领袖——一个新诗的先驱，一个民族文艺的奠基人——之间的“战争”悄然拉开了帷幕。
1936年10月19日，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人物、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突然去世。曾与他口舌交锋、文字较量的文人们顿时放下了手中的“刀剑”，不由自主地发出长长的叹息。
那些曾经的对手在此时停下了攻击的步伐，他们通过悼文来肯定鲁迅的一生事业，也赞美他为人所敬仰的品格。甚至有些人用漫画来讽刺其他同行，暗示“鼠辈”终于有机会趁机出头了。
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在鲁迅的犀利笔锋下，许多文人都不敢轻易发声，只能等到他去世后才敢偷偷“叫嚣”一番。
然而这种行为往往会遭到鲁迅生前支持者的痛斥，甚至连那些曾与他激烈辩论过的对手，也会对这种“后生可畏”的做法表示鄙夷。
尽管如此，鲁迅去世后，曾经和他针锋相对的郭沫若，却在新文化运动中承担了接过鲁迅大旗的重任。
两人之间的纷争，根源于各自所代表的文学阵营的不同。在新文化运动这个共同的阵营中，随着西方思想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政治格局的反复变动，文学界也在重新审视革命的路径和方式。不同的思潮逐渐分化，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另一个则是激进的革命主义者。两者在面对中国现状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也为双方的内斗埋下了伏笔。
尽管当时的政治局势尚不稳定，这两派的文人心照不宣地避免了直接的政治对抗，转而将文人的“内战”引向文化和思想的领域。彼此在教育背景、经历、文化气质上的差异，也使得他们在选择革命方式时有了更多的分歧。
随着激进派的逐渐发展，一些曾经的“激进分子”转而成为了“温和派”，而一些新人则准备取而代之。比如，郭沫若等人便将鲁迅定性为“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等。如今看来，这些字眼过于激烈，难以与鲁迅这样的文学巨擘产生任何联系。
尽管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郭沫若并没有真心认为鲁迅就是这些标签的代名词，但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下，这样的言辞足以震惊社会，足见其言辞之激烈。
两位文人对彼此的思想体系展开了猛烈的批驳。郭沫若抨击鲁迅“封建余孽”，他说鲁迅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解上仍然不够深入，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也未能完全掌握。然而，郭沫若的文章中，存在着大量的逻辑漏洞和推理不严密的地方，导致整篇文章并未能形成有效的批驳，显得论证苍白无力。这篇文章是郭沫若以“杜荃”化名所作，但鲁迅和文坛同行们自然一眼就看出是谁的笔触。
鲁迅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在公开场合发表了《现今的新文学概观》，讽刺郭沫若及其创造社的文学只是空有其名，缺乏实际的革命力量。之后，鲁迅还创作了小说《一只手》，嘲笑郭沫若缺乏革命的勇气。
事实上，这篇小说对郭沫若的革命精神多少有些低估了。至少，在国共决裂时，郭沫若曾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的种种恶行，这一点无疑表现出了他作为文学战士的勇气。两人之间的文战此起彼伏，鲁迅与郭沫若各自背后的语丝社和创造社也频繁地发布文章互相反驳。
随着局势的发展，两位文人的共同敌人逐渐浮现，郭沫若和鲁迅开始有了合作的迹象。但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创造社内部激进思想的兴起使得鲁迅逐渐被排挤出局。两者的合作很快宣告破裂，鲁迅深感被背叛，于是重新开始与创造社及郭沫若展开对峙。
郭沫若公开称鲁迅为“衣冠禽兽”，鲁迅则毫不示弱，回击郭沫若为“才子加流氓”，这段激烈的口水战迅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大家都觉得这一称谓精准地揭示了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和私生活的矛盾。鲁迅批评郭沫若“流氓”，其中也包含了对他私人生活的不满。
郭沫若的一生中，确实有四位重要女性的陪伴与支持。第一位便是他的母亲杜邀真，她是郭沫若浪漫主义风格的启蒙者。母亲不仅给了郭沫若宽松的文化土壤，还支持他远赴东洋求学。尽管郭沫若的初婚并不幸福，妻子张琼华在很多方面与他格格不入，但张琼华却在婚后独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帮助郭沫若成就了自己的学术事业。
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佐藤富子则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遇到的伴侣，她的温柔和贤惠深深激励了郭沫若，使他在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她不仅给予郭沫若一个安稳的家庭，还在郭沫若决定奔赴国难之时，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郭沫若的第三任伴侣是于立群，她的支持和鼓励使得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达到了新高峰，并使他在书法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些女性的支持与陪伴，让郭沫若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即使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情感的波折，但最终仍旧取得了显著的文学成就。与鲁迅的“才子加流氓”之讽刺相比，郭沫若的情感生活可谓充满了曲折与复杂，鲁迅用这种尖刻的讽刺，实则也隐含了对郭沫若私人生活的批判。
尽管二人性格迥异、观点对立，但在他们的文化战斗中，彼此为对方的成长提供了动力。无论是在对旧思想、旧文学的批判，还是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上，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展现出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强烈的革命精神。
尽管他们的争斗看似充满了火药味，但这正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必然结果。新文化的诞生，注定要经历激烈的语言暴力与思想碰撞，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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